海登·怀特：被遗忘的标签——反讽论者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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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其一生，怀特实践着一位文化批判者和社会批判者的职责，不论是在史学理论还是文学理论中，他的批判都力图针对它们的根基性问题，为的是把学术行为奠基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之上，要促成人们认识到历史写作是介入日常生活或社会生活的一种方式。

原文：《海登·怀特：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开拓者》

作者：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陈新

被遗忘的标签：“结构主义者”

在过去一个多月之中，人们给怀特贴了不少盖棺定论的标签，按学科分，有“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文化评论家”、“史学理论家或历史哲学家”；按思潮分，如“后现代主义者”、“新历史主义者”。怀特过去常给自己贴过的标签却被遗忘了。

怀特在很长的时期内自称是个“结构主义者”。他在1973年出版的《元史学》中实实在在地给读者提供了一个4行3列的历史文本分析的理论框架。情节化模式、论证模式、意识形态蕴涵模式分别对应内容、形式、立场各为1列，每列之下另有4类。这无疑是结构主义的，也是许多人视为怀特思想的招牌之一。对此，学界引述颇多。有意思的是，这位1973年的结构主义者在激荡的学术潮流中实际上有点落伍。从1966年开始，结构主义在大洋彼岸的法国就进入了被解构的过程中。著名的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把人文学科带入了语言的嬉戏，并在次年向结构主义猛击三拳，出版了《写作与差异》、《声音与现象》、《论文字学》；同在1967年，法国结构主义者罗兰·巴特也发表了《作者之死》、《历史的话语》等重要论文；他们为结构主义的“结构”注入了时间性与解释学的灵魂，而被视为解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的开端。此时的怀特关注的论题是《历史的重负》（1966）、《什么是历史体系？》（1967）、《思想史的任务》（1969）、《历史叙事的结构》（1971）。

这一批文章是写给史学界读的，讨论涉及当代科学和艺术的思想何以能丰富史学认知。当时的历史学界理论思维之落后，正如怀特在《历史的重负》中所言，现时代为什么科学家和艺术家都鄙视历史学，恰恰是因为历史学家们在用拙劣的科学方法与艺术方法来研究过去。《历史的重负》一文发表在《历史与理论》杂志上，这是一份创刊才7年的刊物。1950年以来迅速增加的有关历史哲学的讨论主要围绕着三个主题进行：亨佩尔的覆盖率模型、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以及分析哲学中有关叙事语句的分析。这股热潮催生了《历史与理论》，而有能力写作此类文章的多数是哲学家。不可否认，史学家们对理论的关注正在升温，尤其那些在左派学生运动中毕业的历史学博士们，但绝大多数史学家远远没有达到能够深入理解结构主义思潮的地步。怀特此时相信，结构主义已经成为人文与科学思维中的共同模式。作为研究欧洲思想史的年轻一代、作为“我们历史学家”（怀特在文中常用“We historians”）中的一员，怀特写作《历史的重负》如同发表一篇面向陈旧历史学思想的檄文，他不是要打倒历史学，而是要“我们历史学家”抛弃不思进取的立场，卸下历史的重负，在积极进取的知识界中找回自尊。《什么是历史体系？》讨论社会文化体系与生物学体系之间的差异，而该讨论的由来则与皮亚杰主导的发生认识论思潮兴盛相关。认知结构主义者皮亚杰的总结性作品《生物学与认识》（1967）、《发生认识论》（1968）出版前，他已经在儿童认识论方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影响如日中天，吕西安·戈德曼就是其信徒之一。怀特在《思想史的任务》中，直接号召“我们历史学家”来学习科学哲学家库恩、艺术哲学家贡布里奇以及发生结构主义者吕西安·戈德曼的思想。《历史叙事的结构》则是《元史学》出版的先声，讨论叙事的本质；讨论不同的叙事史中故事、情节与论证之间的关系；讨论将一组事件按不同的方式情节化会产生怎样的不同。这篇文章可与《元史学》归为一类，它们都没有跨出结构主义的边界。

《元史学》出版时的怀特的确是位结构主义者。然而，解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中的时间性和历史性，在历史学家尤其是思想史家怀特的研究中并不匮乏。1958年，布罗代尔在《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中就宣言式地提出，历史学家因为对时间的多元理解而可以为整个社会科学提供独特的贡献。这些要素在怀特研究的维柯、黑格尔、克罗齐、柯林武德的思想里也有丰富的蕴含，甚至更为深刻，它们被装在了历史主义这个酒瓶里。要将历史主义从一个被研究的对象转化成一种研究的思维方式，这对怀特并非难事，事实上，1970年代之后，他就是这样做的，这也是他走向后现代主义合乎逻辑的道路。

就史学领域的读者而言，他们对怀特写作的文本在形式上体现的结构主义所获得的感知，远不如他们对这些文本在内容上揭示的历史真实与历史意义体现的不确定性来得容易；再说，怀特明言文本深层的言辞结构中存在着普遍的诗性特质，进而直接将历史文本视为一种文学制品而与神话、虚构等量齐观，这极大地冲击和瓦解了历史学家们近代以来自诩的真实性代言人的身份。在怀特的叙事主义时期，不只是文本建构与理解中的时间性/历史性问题，更是以之为基础而在讨论中得出的历史文本表现中的虚构性问题，逐渐令读者在心目中塑形出怀特的后现代主义形象。

可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当人们给怀特冠名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家或史学家时，他并没有欣然接受这个称谓。在这个社会文化体系中，大多数高举历史真实不言自明和历史客观性不容置疑的史学家们在使用“后现代主义者”这个词时，带着明显的贬义，就好象那是“不负责任”、“没有立场”、“张口胡说”的代名词。以怀特在许多文章中对“我们历史学家”强烈的自我批判精神而言，他不会在意那些缺少自我认知的抨击，但他有可能是以另一种方式，觉得自己尚不配被称为后现代主义者。

怀特是位虔诚的学习者，多年后他对埃娃·多曼斯卡谈到罗兰·巴特、德里达和罗蒂这些人所共知的后现代主义先锋时，他说：“我听到巴特去世的消息时非常悲伤。因为我认识到，我一直在期待着他写的新东西。我总是可以确信，那是原创性的，独辟蹊径……像巴特那样的人物在写一篇小文章《历史的话语》时，恍然间就揭示了我整本书都没有能够令人信服地表述出来的东西。”德里达“最终向我们表明如何去分析所有我们在将各种关系概念化时认之为当然的二元对立……我喜欢德里达，还因为他有意识地做了法国知识界的局外人。”“我喜欢罗蒂的，是他决定性地复活了美国式的实用主义。（多曼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彭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当这些大师级的学者被人们称为后现代主义者时，怀特还在坚持称自己是结构主义者，直到2000年前后，他才逐渐开始以后现代主义者自称。

一直自拥的标签：“我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

还有一个标签是怀特一直自拥的，他在许多场合公开声称“我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

怀特的《元史学》以19世纪欧洲思想史为主要分析对象，其中有一章专门分析马克思文本中的历史哲学思想。怀特可能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绝不是因为马克思及其思想曾是他研究的题材。他的工人阶级出身可以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解释。怀特的父亲迁到美国产业工人最为聚集的底特律之后，从事的是汽车行业的工会组织工作。海登·怀特在自己的口述史中曾说道，他在7年级时喜欢上历史，父亲的工会工作，工会组织罢工与资方（福特、通用汽车公司）反罢工之间的血腥斗争，令他对“社会研究”有了兴趣。他高中时便开始阅读马克思，由此认识到学习历史可以解答心中困惑。怀特的青少年时期身处一个失业率在30%的资本主义工业城市之中，他很快就有了阶级意识，理解了阶级斗争。（卡梅伦·范德科夫：《海登·怀特口述史：UCSC的意识边疆》）我们绝不能说马克思主义者就一定要出产在资本主义社会，但有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亲身体验再阅读马克思的著作，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有更坚定的立场。

怀特学习的榜样戈德曼是马克思主义者，后现代主义代表福柯曾加入法国共产党，德里达不断强调马克思对解构思想的意义，和怀特在一条战壕中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家詹明信也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他们统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被许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认可，但马克思主义却显然地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策源地之一。怀特两次访问中国时，都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人们一哂了之，他不是到了中国后要和马克思主义史家们套近乎，而是带着自己一生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表达自己的心迹。不知道怀特是不是能够想明白，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历史是客观的存在，是一元的而不是多元的，坚持历史解释的多元取向，必定会延伸至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多元阐释，在这个意义上，不能承认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互具有一定程度的兼容性就有其来由了。如果先放下有关马克思主义可否获得多元阐释这个争论，怀特和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即认为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核心。

在《思想史的任务》一文中，怀特强调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那段著名言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怀特认为这句话也可以用来批评诸多历史学家们，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即历史研究与历史写作就是一种社会实践。这种观点成为了怀特学术一生遵循的原则。察其言，观其行，除了文本作为行动之外，怀特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随时都在实践着马克思主义中蕴涵的社会批判性力量。 他用自己在青年时期养成的阶级意识来批判大学教育的保守；他以《资本论》的逻辑来分析美国教育体制的资本主义化与文凭化；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时以教授身份单挑洛杉矶警察局长爱德华·戴维斯在大学校园进行秘密情报搜集，胜诉并留下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一个著名案例；他在复旦大学演讲开场就批判美国第二次海湾战争的帝国主义行径；他批判自己欣赏的罗蒂有着男性沙文主义；他面对马克思主义史家如云的场合指出自己是在场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者。终其一生，怀特实践着一位文化批判者和社会批判者的职责，至于其在学术领域内，不论是史学理论还是文学理论中，他的批判都力图针对它们的根基性问题，为的是把学术行为奠基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之上，要促成人们认识到历史写作是介入日常生活或社会生活的一种方式。

多元化、多元立场是他的志趣所在

事实上，怀特还可以有一个标签——反讽论者。真正的后现代主义者几乎都配得上这个称谓。这种反讽源于批判，源于反思的习性，源于对自我有限性的领悟，也源于对生活的敬畏和真诚。因为前述来源而造成的学力上的优势，反讽论者通常把反讽当作激活执念和刺激保守思想的工具。自然，这种智力优势有时也是判断受众接受能力时的劣势，往往在一些人心中落下浮躁而不够真诚、只会破坏不懂建设的名声。怀特在《元史学》中讨论反讽，同时也把自己书写成一位反讽论者，对这个看法笔者曾有过论证；在2004年布达佩斯的史学理论会议上，当听众质疑他对马克思的理解只限于其文章中引用过的几本马克思主义文选时，怀特策略性地引导质疑者将问题深入后，现场如数家珍似地精确引用马克思各种著作进行论证以示批评；当荷兰史家洛伦兹指责怀特混淆了历史研究与历史写作时，怀特说道“其实你不到开始写作之时，是不知道自己要写些什么的。”历史研究与历史写作的同一，是因为这个行为与历史学家的创造性和想象力相关，如果人们期待着一种没有想象力的历史学，这不仅是读者的悲哀，也是历史学家造成的悲哀。

1978年，怀特入职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UCSC)，执掌意识史博士生研究项目（History of Consciousness简称Histcon ）。意识史，这在当时的美国是一个含糊不清的领域。但在这个名下，欧盟后来在意大利和比利时设立类似机构来构建欧洲认同；德国著名历史哲学家耶尔恩·吕森也通过历史教育从事类似研究。怀特迁徙到圣克鲁兹之前，一直不满于大学各学科的职业教育界限明确，从而导致大学教育重专业技能轻创新思维的弊病。很快，他在这个项目中找到了用武之地。他打破一切藩篱，学生们可以在“意识史”的名下做任何他们感兴趣的研究。人类的知识生产与传播有什么是和意识及其形成是无关的呢？对怀特而言，意识史研究早已跨出了史学理论或文学理论原本面向的历史学或文学学科领域，思考者们完全可以将对于意识形成的认识，运用到反思人文与科学一切领域的群体认知及转化之中。怀特曾经在口述史中颇为得意的表达，UCSC的“意识史”成了全美人文学科中最炙手可热的项目。如今UCSC单列有意识史系，其涉及的研究领域包括人种与种族、性别与性征、哲学与理论、政治经济学与社会运动、媒介、美学和诗学等等。

多元化、多元立场从来都是怀特的志趣所在，不仅在学术观点上是如此，在学术人才的培养上，在社会文化的实践中，怀特都将多元化视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这一点与后现代主义思潮倡导的尊重差异相吻合，在这个意义上，称怀特为后现代主义者，他是实至名归。

后现代主义者说，文本完成之后，作者死了，读者诞生。对于海登·怀特的作品而言，这回作者真的死了，有多少读者诞生了呢？作为一篇纪念文章，再多的文字也没有准备要去阐释完怀特深邃的学术思想和深情的社会关怀，它的些微价值，无非是等待有缘的读者获取一个思想的入口，从而通过怀特的文本进入新生的世界，其实，那才是作者获得永恒的机缘。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04期第6版，转载请注明出处，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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